一个78岁老人，录下一群老人生前最想说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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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有一支老年摄制队，
成员10名，平均年龄68岁，
他们的拍摄内容很特别：
免费为比他们更年长的老人，记录遗言。
4年来，80多个老人，
在镜头前录下生命里最后的心里话：
关于自己的身后事，关于对子女们的叮嘱……
很多老人，还未开口，就先落泪了。
这些遗言视频，根据老人的要求，
有的在生前就公布，
有的在去世后转交给他们的子女。
这些话对子女来说，字字戳心，
也有人看了后悔万分。
“香港精神奖”领奖现场
这支老年摄制队的创始人，
是家产千万的老翁吴国雄，78岁了，
“人生最后的时间，做些有意义的事。”
今年9月，老年摄制队获得了
南华早报主办的香港精神奖。
撰文 张锐嘉
“儿子，我在养老院一切都挺好的，只希望你能有时间来看看我。现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就是放假，身边院友的儿女都会载他们出去喝茶、逛街、看戏；唯独我没人来探望。有时间就过来吧，很怕等你真的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”
这是一次拍摄中，一位婆婆对着“生前遗言”老年摄制队的镜头说出的话，镜头后78岁的吴国雄，止不住眼泪往下落。
而更多时候，当摄像机打开，镜头前的老人常常还没开口，就已经热泪盈眶，说不出话了……
因为这短短十几分钟的录制，是迈向生命最后前最想说的话。而你会发现，这些话都是最朴实无华的，也最触动人。
大多数老人都会以子女的称谓开头，娓娓道来一生的幸福和遗憾。
*为尊重长者隐私，以下案例中，部分个人信息已做模糊处理
王女士，85岁，2个子女
“回想过去，我算是一路养尊处优的，能遇到老伴我很幸运。如果给我多一次生的机会，我会更珍惜和老伴在一起的日子。”
匿名，82岁，3个子女
“根据我的身体状况，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希望到时候能按照佛教仪式将我火葬。”
匿名，80岁，1儿3女
“我这一生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看到四世同堂。我的4个子女都很孝顺，大女儿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可能也有女朋友，我好想他带回来给我见一见。如果能亲眼看见他结婚生子，抱曾外孙、曾外孙女就完整了。”
简女士，81岁，5个子女
“儿子，你不用每天都来看我的，我知道本身你就要供女儿读大学，还要还房贷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不要为了我搞坏了身体、失去工作，这样我心里会很难受的。”
匿名，77岁，2个儿子
“为不影响儿子们的生活，我主动要求住进养老院。在财产的处理上，因为小儿子条件差些，我便把房产和为数不多的积蓄给小儿子多分了一些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住进养老院后大儿子很少来探望我。
趁这个录制遗言的机会，我想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他：大儿子，我是你的亲母亲，弟弟也是你的亲弟弟，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因为不知道自己还剩多久了，现在只是想多见你们几面，多和你们聊聊天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你能明白我吗？”
匿名，87岁，1儿1女
“到了人生的这时刻，我反而回想起小时候，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，十分遗憾。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子、女儿两家人和睦相处，互相照顾，这样我走的也就安心了。”
安女士，74岁，1儿2女
“我丈夫很早就去世了，我自己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我的大半生都重男轻女，我的三个子女都生了女儿，我当时很生气，甚至故意不好好照顾儿媳和女儿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
但她们却一如既往对我好，甚至比儿子更细致、更照顾我。我亏欠她们太多了，就希望她们不要怪我。”
匿名，80+岁，无子女
“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点什么，你们年轻一辈不要学我，又贪赌、又贪喝。我希望在我过世后将遗体捐献，给香港医学院做研究，为社会做点贡献。”
“生前遗言”摄制队
一个平均年龄68岁的热血老年团
在香港九龙、新界一带，你可能常会看到一个老人团，提着大包小包的摄像机坐公交，吴国雄就是其中之一。
吴国雄是香港明爱退休人士服务中心的一名义工，2015年创建了这支“生前遗言”摄制队，最初只有3个人，现在已经有10名成员，平均年龄68岁。
摄制队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义务给养老院的老人录制遗言，4年来，为80多个老人完成录制。
在吴国雄看来：“中国的老人，跟子女面对面谈生死，还是挺难以启齿的，无论是羞于表达一生的遗憾，还是担忧子女无力接受。现实是很多子女根本不了解老人真实的心境和想法。录制遗言视频，可以让老人们放胆说出心里话。”
拍摄后，摄制队会用Premiere剪辑软件将素材剪成一个2分钟左右的短片，老人有权决定影片什么时候给到孩子们，哪一部分可以生前播放，哪一部分希望离世后转交给家人。
梁先生（右一）与摄制组研究学习
梁先生是今年刚加入摄制队的成员，70了，老北京人，1985年移民香港，后来儿子、太太，也陆陆续续到香港。
“我第一次跟摄制队拍摄是在明爱养老院，一上午录制了整整10个老人，对我冲击很大。我觉得有些老人挺无助的。虽然生活条件上没问题，但精神上很孤独。”
梁先生说，其实每次组长吴国雄要分配给他剪片子，他都很犹豫，“因为看到老人的影像，我就忍不住流泪。”
“我还没正式录过遗言，但这一年，看老人们录遗言的场面、听他们说的话，感触特别深。等到需要的时候，我想我也会坐到镜头前。”
吴国雄介绍说，“这4年多来录的视频里，老人们叮嘱最多的，还是子女。子女看到这个视频后，心底应该都是很震撼的，甚至后悔万分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也哽咽，因为自己当年就没来得及陪伴母亲的最后时光。
自述 吴国雄
1958年我只身一人，从大陆来到了香港，家人还都在广东。当时我妈妈身体已经不太好了，我希望能在香港赚够了钱，寄回家里给妈妈治病。
但我来香港后的不到半年时间，妈妈就去世了，当时我也没法回去，没能见她最后一面，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。深刻体会到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痛苦。
这也是我听到很多老人对子女说遗言，止不住流泪的原因；也是我现在坚持帮老人们录遗言的原因。
8元人民币闯香港
从大陆来香港的时候，我身上只有8元人民币。
在香港打拼的几十年，我做过巴士司机、消防员、服务员、可口可乐公司推销员，各种各样的行业。也因此攒了一笔钱。
1970年左右，我花3000块买到了我的第一个出租车牌照，开始开的士赚钱。后来陆陆续续又买了3个，做成了一个小车队。
吴国雄00年代在四川旅游留念
08年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年纪大了，在香港打拼这么多年，也该退出安享晚年了。我就卖掉了这4个车牌，一个车牌卖了300万港币，四个牌照拿到了1000多万，在当初是不小的数目。也回大陆走了一走，旅旅游散散心。
我姐姐几年前也过世了，人生没什么经济上的顾虑了，就想过好现在的日子。觉得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，应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又拿出十多万买了一些摄影器材，想着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
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老年人学习不容易
2015年第一次录制遗言时，那位老人70多岁，身体很虚弱，坐着轮椅来拍摄的。
有些老人看见镜头不由自主地紧张，说不出话来。还有老人家讲得激动的时候，一直哭，只能等情绪恢复再继续。
给老人录遗言不是一件容易事，沉重且艰难。不仅是精神上的，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技术上的操作就很困难。
我2000年才开始学电脑，学摄影摄像，从零基础到现在半专业的拍摄，一个是凭兴趣，一个是靠努力。
摄制队成员围坐学习剪辑
老年人学摄影不是件容易事。反应慢、视力差、听觉差、没记性都是硬伤。去外面上课老师有时候教得都没耐心了，我们就内部一起研究学习。一位退休之前搞摄影的队员带着我们，内部录好教学视频，回去反复看，看不明白再沟通。用这个方法，我们老年队员进步速度很快。
大家都是义工，没有钱收的，甚至交通费都自己出。幸亏在香港超过65岁，交通费只要2元。
老年摄制队在香港旺角选购器材
现在每接到一个新任务，我们的老年队员们都可以迅速分配工作，根据活动内容选择带几台机器，带多少灯、支架……如果有新人加入，还会分配一个熟练的队员带新人，一边做一边学。
在社会的角落里，我们一帮老头子可是很认真地在做我们热爱的工作。
人生最后的时间，做些有意义的事
可能有些人觉得遗言遗像这些事情不吉利，但现在很多老人都能想通。有一年我去了在香港举办的殡仪博览会，很多人在推销土葬、棺材等等，还看到很多老人在拍自己的遗像。
我问他们，不会觉得不吉利吗？他们说：没关系啊，既然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，与其到时候用家里翻出来的残旧照片，我们为什么不打扮得漂亮来拍照留下纪念呢。
录制遗言是我一直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人到终年，不光能帮老人记录生前想说的最后的话，同时自身作为一个老年人，我希望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。虽然我们退休了、年纪大了，老年人也可以在逆境中自强。
给老人拍遗言之前，我就已经看开生死了：死亡是迟早的事。看过这么多老人留下遗言后，我有了更多感触——所有老人都希望讲心底的话说给后辈听，希望他们的离世没有遗憾。
有人问我，你已经78岁了，打算拍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答案。
只要我身体状况允许，我就会一直做下去，我发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想的太多，最后都会变成压力。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，还是开开心心度过，这样就最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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